导言：《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一书多角度、全方位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为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作出的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仰追求、为民情怀和品格风范，《学习故事》栏目带大家更加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提供鲜活样本和学习典范。
一
2019年3月10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晋江经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我们都是“晋江经验’的践行者,受益者……”全国人大代表、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作题为《弘扬“晋江经验”,推动创新发展》的发言。
这一天,习近平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参加审议,丁世忠为发言做了精心准备,几易其稿。
丁世忠发言结束后,习近平问道:“当时,怎么起的这个名字?安踏’的意思是“安心创业,踏实做人’”丁世忠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答道。
“我到省里工作以后,多次到晋江做了调研,全省推进“晋江经验’,福建省如果有若干个晋江,福建就不一样了,应该说,‘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对丁世忠在发言中提及的“晋江经验”,习近平予以回应。“做企业,做事业不是仅仅赚几个钱的问题。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这才是本分。”
听了习近平的话,丁世忠不住地点头。
“在全国两会再次提到“晋江经验,足以看出总书记对晋江满怀深情。”丁世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对于晋江 近平再熟悉不过。在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福建省省长的六年里,曾七次到晋江调研。
2002年8月20日和10月4日,习近平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将“晋江经验”总结为“六个始终坚持”——
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
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
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
“晋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对于福建县域经济振兴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影响深远。
二
2015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指出郡县治,天下安。我多次讲过,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
在习近平《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了一篇题为《从政杂谈》的文章，谈及了县域发展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从河北正定到福建厦门、宁德、福州，再到福建省委、省政府，一路走来，县域发展该循着怎样的思路、县域经济该如何突围，习近平始终在思考。
而晋江，作为中国县域发展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自然成为他的“研究课题”。
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陈埭镇的群众从“高产穷镇”“高产穷村”的现实中，深刻感受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道理。
“穷”则思变。
他们奋起突破“左”的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束缚，立足侨乡“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的“三闲”特点，组建乡镇企业，组织生产当时中国社会短缺的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形成“市场—技术—原材料”的模式。
1984年,陈埭镇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被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
陈埭的崛起吸引其他乡镇纷纷学习、仿效,在晋江大地上形成一股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到20世纪80年代末,晋江生产的服装鞋帽、日用品等丰富多彩的商品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形成了晋江整体的一种发展模式。
1989年,晋江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几十亿元,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亿元。
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年均近30%的生产总值增速仍在继续。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全国上下一片生机勃勃, 晋江市党委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放开手脚搏击商海。
1994年,晋江市开始领跑福建县域经济,当初摇摇晃晃的小舢板已经成为乘风破浪的巨轮……
1994年12月20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学会主办,幅建社科院、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省委政研室、福建省社会学会协办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召开。来自九个省和中央十几个部委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27篇论文,其中有16篇对“晋江模式”作了详细剖析和阐述。
“晋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都不一样。”与会专家、学者的看法一致。
“苏南模式”指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温州模式则是指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珠江模式”指珠江三角洲地区毗邻香港、澳门,可以借助境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而对“晋江模式”,与会专家学者则概括总结为一种“以市场调节、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经济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当时,习近平认可专家学者提出的“三为主一共同”的“晋江模式”。在2002年发表于《福建日报》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习近平对这种模式如此表述:它一方面从生产关系入手,努力破除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从提高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水平人手,积极引进现代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提高企业经营者和生产的的素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较好地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由于“晋江模式”特别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高度适合晋江本地的实际情况,因此得到费孝通,陆学艺等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晋江模式”逐渐为人知,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以及后来的“珠江模式”并称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四大经济模式”。
对晋江的战略研究,习近平始终注重科学性,严谨性。2002年6月,习近平到泉州进行专题调研。就究竟是“晋江模式”还是“晋江经验”的话题,习近平说:“除了晋江这种模式以外,其实泉州所有县也都在借鉴‘三为主一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鉴过程中又各有各的发展特色。并不是照搬晋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区再来借鉴这种思路,也不会照搬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吗“晋江经验比较好。”
时任福建省副省长陈装曾陪同习近平进行这次专题调研,他清楚地记得,那次调研的最后,习近平把原来讲话稿中的”晋江模式都改成了“晋江经验”。
习近平对自己的想法作了进一步阐述:“模式总带有一种固定的架构,我总觉得我们晋江发展的实践还在继续,创造经验还在不断地成熟,还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可能我们叫“晋江经验’,更符合晋江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与付出的汗水,也更符合我们对它将来做得更好,走得更快的一种期待。”
在这一过程中,晋江市委、市政府按照“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的要求,用“三个角色”对此作了生动的诠释。
“引路人”—从“质量立市”“集群上路”,到“品牌上市”,再到“创新驱动”战略,在不同发展阶段,在每个关键节点,都因势利导,提出不同的发展战略,帮助企业找方向、定航标。
在企业发展遇到困难瓶颈时,及时帮一把、扶一把、推一把,做到政策更精准滴灌,平台更高效便捷,氛围更宽松和谐。
“服务员”——注重转变角色、转变职能,坚持“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理念,在依法依规,不贪不占的前提下,大胆接触企业。大胆为企业谋利,以最快速度响应企业需求，以最大限度支持企业转型,以最强力度服务企业发展。
在产业逐步迈向中高端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长期以来落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水平。
2002年习近平在总结“晋江经验”时,提出晋江要“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但一段时间来，人们还没有完全领会其深刻含义，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
有一个阶段曾经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知名品牌企业不断把总部迁往条件优握的厦门等地:一些企业感念于晋江市多年来对企业位的服务,坚持留在晋江,但人才。项目等资源的流失日益严重……
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之路,刻不容缓。
2009年以来,晋江以实施“九大组团”建设和“五大片区”改造为契机,拉开新型城镇化发展框架。在接下来数年里,晋江启动了一场革命式的大规模“梧桐工程”:通过优化功能布局,堵育八大专业市场、三大文化创意园区。一个金融聚集区,走“产城一体、融合发展”的路子,打造舒适宜居的城市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晋江坚持以人为本,以外来人口市民化为重点推进新型城镇化……
栽好“梧桐树”,筑好“凤凰巢”。
如今的晋江,坐拥中国伞都、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陶瓷重镇等14个“国字号”区域产业品牌,已建成纺织服装制鞋2个千亿元和建材陶瓷、食品饮料、纸制品,装备制造、化纤5个百亿元产业集群,亿元以上企业超过700家:拥有驰名商标42个,境内外上市企业数量达50家。
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努力,晋江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不少新晋江人在这里找到了“家”的归属感。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晋江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交流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我们的眼睛不要只盯在大城市,中国更宜多发展中小城市及城镇。
这是习近平对晋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肯定。而“晋江经验”也正如他当年说的那样,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
2002年6月16日,在专题调研后的泉州市委、市政府汇报会上,习近平系统阐述了“晋江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晋江经验”这个概念。
领北后,“晋江经验”的提法慢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研究流传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