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一书多角度、全方位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为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作出的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仰追求、为民情怀和品格风范，《学习故事》栏目带大家更加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提供鲜活样本和学习典范。

一

2002年6月20日,习近平到龙岩市武平县调研农业工作。武平是福建省距离省会福州最远的县城之一。那时,高速公路还没有开通,从福州到武平坐车需要辗转国道、省道,车程要整整一天。即便如此,这已是习近平就任省长两年多来第四次到武平。晚上,县委书记严金静到习近平下榻的宾馆汇报工作。

严金静把武平县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事项逐一汇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包含其中。

汇报过程很长,习近平也始终听得仔细。直到结束,他才开口说话一“林改”这一项被习近平敏锐地“拎”了出来。“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

二

福建山多、林多、树多，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以来，福建人靠山吃山，山林被誉为“绿色金库”。

可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林业发展面临种种窘境，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

福建是南方集体林区,问题也恰恰出现在“集体”二字。

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集体山林的产权主体没有明显界定从农作为集体山林真正的所有权主体被虚置,林权归属不清,机制下活、分配不合理,出现了“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林育林难投入、林业产业难发展、农民望着青山难收益”的“五”局。其中,又以“乱砍滥伐”问题最为严重。

在集体林统一经营的年代,林农缺少收益权利,却承担集体林管护责任,结果谁也不愿意管,以致盗伐成风，屡禁不止。

这在全国也不是特例。

当时,全国范围内,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家庭承包经营已然成为农村田地的基本经营制度,唯独在广袤的山林地区,原有的林业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仍占据统治地位。

早在主政宁德时,习近平就萌发了林业体制改革的思想,在19年1月撰写的《闽东的振兴在于“林”一试谈阅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如何抓住机遇把闽东林业推上一个更高的层次?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深化林业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林业自我发展能力以林为主,加强管护,立体开发,加快造林步伐,提高林业综合效益,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办林业。把林业发展同相食生产、出口创汇脱贫致富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闽东发展林业的基本要求是:狠抓统一思想认识、多方筹集资金和落实管护开发措施等三个重点,解决林业政策体制和祖宗山权两大难题,提高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种效益。”

担任省委副书记后,习近平多次深入林区开展调研,了解福建林业面临的困难和群众的期盼。

“要考虑林业产业化问题,既然沙县是林业大县,除了要一个林业生态效益外,还应该要林业的经济效益,真正把林业当成产业来办。”1996年,在林业大县沙县的调研中习近平说。

但他显然对这件事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度,更是呼应“百姓的期盼”。

1998年4月21日,从福州到龙岩调研的路上,习近平对当时还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黄建兴等同行者畅谈起“土地关乎民心”的话题:“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都因土地问题而起,自古以来始终演绎着土地兼并和抑制兼并的历史发展过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他说,领导干部必须有爱民之心,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老百姓的期盼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老百姓的呼声作为党员领导于部的神圣职责。

多次跟随习近平调研的黄建兴很清楚:“那时候,广大林农的“呼声,其实就是他们一直想说却没敢说出来的:“把集体林权分到户。’”

习近平曾对黄建兴说:“福建林业曾经辉煌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各种矛盾的积累越来越多。如果不改革,总有一天矛盾会大爆发，必须首先在林业经营体制上动手术。”

黄建兴知道,经过一系列调研,如何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设想已经在习近平心中成熟了起来。可他也着实为这位年轻的省领导捏了一把汗—林权制度改革没有先例,这可是个敏感的问题。

“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积极推进!”习近平反复叮嘱。

基于这一原则,经过再三斟酌,武平被选为了“试验林”,开始了“林改”的试点。

三

武平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除了途经毗邻的上杭县的205国道外,全县只有省道306线穿城而过,对外交通相对闭塞。当地产业以林业和养殖业为主,几乎没有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在全省的位次相对靠后。直到1997年,武平县才脱掉国定贫困县的“帽子”。

2000年,国家林业局推行换发全国统一样式的林权证。次年,省林业厅组织开展换证试点,武平县被确定为试点县之一。

可在更换旧林权证时,“权属不清,边界不明”的历史问题导致换证工作进行不下去,纠纷不断。武平决定在产权制度上做点文章。

此前一年,也就是1999年1月7日,针对日趋严重的乱砍滥伐现象,龙岩市委发出当年一号文件《关于深化林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及“明晰林木产权主体,打破木材垄断经营,还利于民”,但未直接涉及“林权改革”的字眼。

同年7月,龙岩市政府转发《市林委关于深化集体林地林木产权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决定在武平县选择一个村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这份通知成了武平县开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唯一依据。
没有上级正式授权,更没有其他地方经验可借鉴,武平全县上下顶着巨大压力,在万安、中赤等乡镇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村铺开了“林改”工作,领跑全国。

万安乡捷文村在当时饱受乱砍滥伐之苦,集体林地上的林木被砍了无数,村集体账目竞还倒欠28万元,村干部和村民主动求变的意愿十分强烈,对被选为集体林地林木产权改革工作的试点村也并没有太大争议。

2001年6月的一天,捷文村全体村民大会座无虚席。针对“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武平县委、县政府工作队提出“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即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平均分配到户,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可。

当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林地所有权归捷文村委会,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森林或林木使用权归李桂林所有。

那一天,李桂林乐开了花。他手持林权证的照片被制作成巨幅宣传牌放置在今天的捷文村村口。

随后,17个乡镇每个乡镇选两个试点村,“林改”开始由点到面。

2002年4月,武平县委、县政府成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并制定《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加大试点力度,“林改”也随即在全县铺开。

从34个村,到200多个村,随着改革推进,问题也在增多：有的村山场几十块,地块怎么分,历史上所有权库以界定,有的干部认识不到位,方法欠科学,分山的程序不规范,这让群众意见很大，认为“分得不公平”；有的群众心里不踏实，没有红头文件，发下去的证算不算数,分下来的山会不会被收回……

这一年,涉及“林改”的上访增多,愈发让县委、县政府头疼“小严,这样做行吗?会不会出问题?”当时,有老领导善意提醒严金静。可那时候,“林改”的文件已经发出,开弓没有回头箭严金静已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

就在武平“林改“进入至关重要的时间点,2002年5月习近平把刚就任省林业厅厅长的黄建兴叫到办公室。

“集体林本身就是村民集体共有的,应该还山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能不能把林地当成农田一样家庭承包到农户去?”习近平问黄建兴。

“我上任后的这段时间,主要花时间找省,市、县三级林业干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他们的共同意见,就是林业要发展必须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武平县委、县政府今年4月已经出台了关于林地林木产权制度改革的文件。”黄建兴答道。

“好,我们近期抽时间到武平调研一下,先搞试点。习近平随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