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一书多角度、全方位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为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作出的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仰追求、为民情怀和品格风范，《学习故事》栏目带大家更加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提供鲜活样本和学习典范。

三

那个年代，在新思想和旧观念的不断碰撞中，推动国企改革并非易事。

习近平在福州市委书记任上谈及国企改革时曾说：“改革要有一个‘敢’字，要勇挑重担，敢于迎难而上；大胆开拓，敢为天下先。”

1993年，如何推动福州啤酒厂全资转让给外商，是一个摆在习近平面前的难题。

1998年3月17日，《福建日报》采写的《“苹果”不能等烂了卖》一文详细记述了福州啤酒厂转让始末。

那时候,有媒体报道，东北一座城市对于净资产为零或负数的百余家中小国企，按一元钱的最低价出售或竞价出售，引起社会关注。显然，这些企业出售时已经是不值钱的“烂苹果”了。

可在1993年习近平促成福州啤酒厂转让给外商的时候,这家企业看起来似乎并没有“烂”——年产啤酒7万吨,在同行业中是全省最大、全国十大之一:每年税利以两位数增长,最多一年创税利4000万元，是福州适应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

要把这样的企业转让，阻力不小。

有人质疑，外商能不能把企业办好，工人饭碗砸了怎么办；还有人抱怨，国有牌号变洋牌，变种了。

1993年6月1日，习近平在经过调查研究后，一锤定音。经过“讨价还价”，福州啤酒厂以1.3亿转让给新加坡第一家食品厂和新加坡亚洲太平洋酿酒公司，更名为“第一家（福建）啤酒有限公司”。

为了报道此事,《福建日报》记者魏章官在1998年初专访了习近平。

习近平谈到,他对福州啤酒厂和国际啤酒市场都做过调查,了解到福州啤酒厂表面上一片繁荣，实际上已背上了包袱，潜伏着危机。今后三年不上规模,不进则退,企业发展已是强弩之末。预测未来，令人忧心。

记者随后采访了原福州啤酒厂第一副厂长连国清,事实与习近平的判断如出一辙:转让前，啤酒厂已经欠银行贷款5000万元，是在负债经营,为银行“打工”。原厂拼设备年产量最多才达7万吨，且主要在福州下辖八县（市）销售，要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必须实行大的技改，所需巨额投资靠政府不可能，靠银行贷款,企业承受不了。再者,企业原来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存在明显短板，改革也不容易。

“习近平同志看得很清楚,‘苹果’虽没有烂,但确实已经开始变质了。”魏章官回忆说

企业日后的发展,证明了习近平的判断是对的。

改换门庭后,企业通过外商管理,构建起了现代企业制度——

围绕提高产品质量进行了“开膛破肚”般的技改,投入2亿多元,到1996年底技改全面完工；

企业设备运行和财务管理实现电脑化，引进成套先进检验设备,从原料进厂,到半成品、成品都经过严格检验。

重视人才培养和管理,聘请荷兰“喜力”啤酒的3名专家来厂酿酒，培训技术人员。

加大促销力度,广开销路,企业1997年产值达1亿多元,总税额达3000多万元,比收购初期提高84%；
……

在那次采访中,习近平说:“我们应该打破只讲企业名份,不求企业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的传统观念,力求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福州啤酒厂转让的“风波”随着新厂的焕然一新告一段落,但这成了加速福州国企改革的动力。

四

福州曾长期处于战备状态,基础投入少,经济起点低,工业基础薄弱。20世纪90年代初,福州大多数工业企业的设备陈旧、老化,企业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外资嫁接改造是企业摆脱困境的一条理想出路。习近平在以“福州啤酒厂转让事件”为代表的改革实践中总结经验。但这只是改革的形式之一。

“改革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要善于因势利导,哪种形式对转换经营机制、搞活企业有利,就采用哪一种形式。”1993年7月习近平在福州市机械工业老企业改造调研座读会上如是说。

一个月后,他深入福建机器厂、福州发电设备厂,福电声器材厂、福州大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调研中,习近平说:“在当前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新形势下,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嫁接改造、积极推行股份制,实行国有民营和兼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措施,实现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是加速发展福州工业企业的根本出路。”

但他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护“三资”企业中工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国有资产,不让流失:要不断探索和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扩大成果 防止出现失误，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安定稳定，做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结合。

当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新组建的鑫利森公司使得福州丝绸印染厂彻底挣脱出了亏损泥潭:福州轧钢厂与济南钢铁总厂联营,进而由松散型合作转为紧密型合作,并引进外资,成立“中中外”企业;福州硫酸厂成功兼并了两家下游企业,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在改革初显成效的时候 习近平又对国企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12月,习近平在福州市工交系统调研活动后提出“选择若干家有条件的企业,实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并选择一两家资不抵债企业进行破产试点”。

1994年8月,习近平在对全市工业企业进行调研时指出,搞活国有企业要走好三着棋:班子,方向,资金，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一个团结向上的新领导班子,很难领导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求得生存。而方向就是要选好主导产品,只有拥有自己的主导产品,才能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主管部门有责任帮助企业解决好这两个问题。至于资金，这是困扰国有企业的普遍问题。,解决资金的出路不能完全依赖银行贷款,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招商引资和开展内联上。”

着眼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成为国企股份制改革先行者的建总（三木集团），大刀阔斧推进各项制度建设：公司制定了“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定岗定薪,自由选择,分级聘用”的方针,并根据不同岗位。肩负责任,劳动强度及任职条件等设定岗位技能工资:对在职职工实行档案工资的同时,规定今后新调入职工的人事关系,一律寄存在人才市场:对职工住房试行公积金制度,对管理干部、技术骨干试行寓所制:引入退休养老保险待业保险等多项社会保险,从根本上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这些做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说是省内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行者,公司率先实现股份制改革,率先实现企业兼并重组,率先实现法人股协议转让、股票上市,率先组建企业集团,在现代企业管理与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时任建总总经理陈维辉说。

此后数年,通过采取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公有民营、独资、合资、租赁、划小、兼并等多种形式转换机制,福州的重点国企大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